吳與弼，字子傅，號康齋，撫州（今江西）崇仁人。生於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，卒於明憲宗成化五年（1469），年七十九。吳與弼一生的言行都體現在他自己的《日錄》裡，而他一句「淡如秋水貧中味，和似春風靜後功」，更是被後人用來稱讚他的品性。黃宗羲在《明儒學案》一書中將〈崇仁學案〉置於卷首，並且說「於戲！椎輪為大輅之始，增冰為積水所成，微康齋，焉得有後時之盛哉」，就可以了解吳與弼在明代理學的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。現存著作有《康齋集》。
　　吳與弼早年學習詩、賦、經制，十九歲那一年到京師（南京）省親，才得以拜明代「三楊」之一的洗馬楊溥為師。並在此時，讀到《伊洛淵源錄》，讓他從此立志以成聖為職志。吳與弼曾說：「像程伯淳這樣的聖賢都還有『見獵心喜』的惕厲，就可以知道聖人與我同類，也因此誰說聖人之學不可學而至！」自此之後，吳與弼便放棄科舉考試，甚至有兩年的時間，自己一個人待在小閣樓裡，既不與人交際應酬，也不下樓，只是專心的研讀五經、四書、諸儒語錄的道理。從他自己《日錄》的記載，我們就可以了解到他求聖成賢的心切。例如《日錄》第一條記載，乙巳夢到孔子、文王兩聖人；第二條又記載，夢到自己站在旁邊侍奉晦庵先生；後來又記載，丙子三月初一日夢到自己拜訪朱子；五月二十五夜，夢到孔子的孫子奉孔子的命令來拜訪他等。從吳與弼這些夢境的記載，我們也可以發現到吳與弼心裡所嚮往的聖賢形象是以孔子、朱子為主。另外，從《日錄》中其他的記載，吳與弼屢屢提到文公先生、晦庵先生、朱子等，更可推說吳與弼學聖的對象雖包含孔子、朱子等人，但仍以朱子為宗。
　　吳與弼的氣質偏於剛忿，當他自覺到自己的氣性如此，便用工夫對治自己一偏的氣性，以期自己都能中節而發。而吳與弼這樣的氣性的表現，以及對自我道德的善的要求，從以下兩個例子就可以鮮明見得：其一，辛卯年，吳與弼奉父親之命回鄉。在長江江上遇到大風，船幾乎都要翻覆了，只見到吳與弼一個人還能正襟危坐。有人就問他，你為什麼還可以這麼鎮定？吳與弼就回答他說：「守正以俟耳。」吳與弼此意，實同於《孟子》：「殀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其二，吳與弼和人交往都只是穿著粗衣敝履，因此人都不知道他的父親竟然是國子司業。吳與弼的學問主要是自學而得，所謂「刻苦奮勵，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」。且儘管生活清貧，躬耕自食，但對於理學的追求卻始終未曾有所移易，因此追隨他的人非常多。如婁諒、胡居仁、羅倫、謝復、胡九韶、陳獻章、周文、楊傑等。而其門下弟子的發展，又可以分成兩派：其一，陳獻章「得其靜觀涵養，遂開白沙之宗」。據《明儒學案‧白沙學案上》載：「有明之學，至白沙始入精微。其喫緊工夫，全在涵養。喜怒未發而非空，萬感交集而不動，至陽明而後大。」其二，胡居仁、婁諒等則「得其篤志力行，遂啟餘干之學」。然吳與弼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又不僅止於此。婁諒的弟子是王守仁，而王守仁是明代心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，且從他開始，整個明代學術可說都環繞在心學的思潮裡。另一方面，陳白沙的弟子湛若水在明代學術發展中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。他雖然沒有像王守仁那樣一直鮮明的影響著明代學術後期的發展，但就以他當時的學術影響力來看，確實足以與王守仁分庭抗禮。
　　吳與弼的學術內涵究竟為何？事實上，我們是很難從他的文獻中條理分析而得到明確的概念，畢竟就他本人既自覺箋註之繁，無益有害，自然不輕易著述，更遑論他會在心性等概念上加以分解議論，且從《康齋集》十二卷觀之，七卷是詩，書記誌表等四卷，《日錄》僅一卷。而《日錄》的題材又近於語錄體，雖然可以稍微反映他的理學思想，但實仍不夠系統的呈顯，因此我們頂多從他的生平事蹟或《日錄》的記載中見到他所體現出來的理學的意涵。其一，吳與弼反對著述，認為聖賢已將道理說盡，我們只要依著聖賢的言行來要求自己的言行即可。而吳與弼這個態度，實反映他對當時朱子學流於著述之繁，只追求「博文」，卻未能真切的將聖賢道理體貼於身心的不滿。其二，吳與弼重視實踐，講究身心修養以變化氣質，而這態度就具體表現在他日常生活中，而其對理學的體會也在當中體現。如：吳與弼與他的學生都是躬耕自食，儘管下著雨仍然披著斗笠，穿著簑衣耕種，而他對學生的教導也就在這過程中進行。如他說乾坤及坎、離、艮、震、兌、巽的道理就在所耕種用的耒耜中體現。又如，某日他被鐮刀劃傷了手指，他忍痛說：「何可為物所勝！」然後又繼續收割稻榖。從這裡我們也可以見到他實踐力道的真切，在日用間不得少許放開。
　　吳與弼晚年被荐，招至京師，受諭德，輔導太子讀書，但最後終究推辭未就。但在返鄉前，吳與弼向英宗上〈陳言十事〉，內容則多引聖賢格言。在他返家之後，則仍不斷講學，且以此終老于鄉。黃宗羲評其謂：「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，可追太古之樸。」


撰稿人：許惠敏